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位于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大院西北角，建筑面积112平方米。它是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建造的大伙房。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会时临时布置成会场。
       会场前面的长桌是主席台，主席台两边的方桌是记录桌，后边墙上挂着的敌我战略形势图，是向大会的汇报图。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11人，共计64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中庄严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作了六条规定：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邓小平、陈毅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等相应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
       从1948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指挥着千里之外的几百万军队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大决战，举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新中国的航船已经看见胜利彼岸之时，中共中央为规划迅速取得胜利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34人（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有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全会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号召各级干部要学好马列的12本书。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第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会议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了准备。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紧密地结合起来，巩固工农联盟，绝不可只顾城市而丢掉乡村的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着重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问题。认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地斗争。

       第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全国胜利后两种基本矛盾的分析，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第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会议认为，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党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同时，由于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有一些共产党员将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